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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券能否发放?新就业形态能否得推进?代表委员深读稳就业

上观新闻·2020/05/25

一头连着企业运营、宏观经济,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百姓冷暖,作为“民生之本”,就业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在新冠肺炎疫情及国际经贸摩擦加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诸多因素的复合作用下,稳就业、保民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引人关注。
作为“六稳”“六保”的首要任务,就业话题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会场上引发代表委员热议,大家纷纷就如何稳定现有就业、增加新就业、促进再就业等建言献策。
政策“组合拳”提振信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万字篇幅为多年最短。谈就业却单独用了一个章节,全部8个章节,谈及就业的就有6个,报告全文中“就业”一词更是出现了多达39次,比重堪称历年之最。
不少委员都对报告中的就业话题印象深刻。“这体现出政府对稳企业、保就业的重视,报告中很多稳定和扩大就业的具体措施,都是实实在在的干货。”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民宗委常务副主任张喆人说。
“听了很多次报告,每年报告都把就业放在很靠前的位置,今年更是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认为,这体现出了政府实事求是态度。
就业是经济繁荣的表征,更是保障民生的根基。丁金宏认为,近年来,由于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同时今年毕业生人数原本就将创下新高,疫情又加剧了潜在风险,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就像天文大潮遇上了大暴雨,全社会必须引起重视。”
代表委员们发现,疫情造成了部分地区和行业就业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目前尚未全面复工复市的文化娱乐、餐饮旅游等消费类行业,以及受国外疫情影响导致订单量剧减、产业链断裂等问题的出口导向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都遭遇重创。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威表示,由于疫情影响程度的差异,不同省份复工情况和岗位需求情况也有所不同。“疫情较为严重的省份受到的影响无疑较大,可以预计富余劳动力数量也较多。”
“保就业就是保民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且必要的条件。”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虹说。代表委员们一致认为,就业作为一项民生的“刚需”,是确保每个人有收入、有信心、有未来,维护社会经济健康运转的“稳定器”,必须当作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陈虹代表。张驰 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罕见地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但报告提出了新增900万人以上的就业目标,相比于GDP的增长,‘六稳’‘六保’更重要。”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说,“就业保障了收入,收入用于消费,消费又能促进增长,增长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就业,就带来了‘乘数效应’。”
“既要看到严峻形势,也要看到希望。”丁金宏认为,作为世界上率先控制住国内疫情的国家之一,我国的消费等刚性需求一定会逐步反弹,经济也一定能够回暖,从而带动就业形势向好发展。“从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到,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传递了有力的信号,提振了每个人的信心。”
促进稳企业保就业良性循环
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解决了大部分市场化就业人口“保就业”的前提,保就业和稳企业,两者密切相关、不可分割。要保障就业和民生,就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
“从国外情况来看,疫情影响了很多企业的经营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高失业率。”张喆人委员认为,必须要采取一系列有效手段让企业“活下来”“活得好”,“只有企业经营好、发展好了,就业市场才能稳定繁荣。”
对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力政策,如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推动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等,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
留得青山,才能赢得未来。
张喆人对报告中提到的“新增减税降费约5000亿元”“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降低工商业电价5%政策延长到今年年底”等举措印象深刻。“这些都是操作性强、很接地气的稳企业保就业举措。”
他建议,要进一步稳定和扩大就业,必须从扶持企业入手,对一些困难企业、受疫情影响大的企业提供及时到位的帮助,给企业吃“定心丸”。“比如进出口企业、服务业企业等,这些企业解决就业人口的能力很强,但受这次疫情冲击特别大,政府应高度重视,提供精准扶持政策。”
相关的财政货币宏观调控政策和其他经济社会政策也应最大程度地支持就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建议,应将扩大内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和稳就业的重中之重,形成“扩需求—促就业—保收入—增消费—推经济”的良性循环。
加大力度扶持市场主体同时,也需要对现有政策进行不断完善。蔡威委员发现,一些疫情期间出台的为企业减负的政策和劳动就业政策之间,还存在着协调性不足的问题。疫情发生后,相关部门为减轻企业因疫情及相关隔离防控政策而造成的影响,出台了减费降税、缓缴社保等政策,然而春节延长假期和隔离政策导致的不在岗员工仍需支付相应工资报酬。“政策叠加使得企业的获得感较小,经营压力加大,在长期内不利于就业稳岗和劳动者利益的保障。”他建议,出台应对疫情的劳动就业政策时应注意顶层设计,留下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相互协商的空间,让企业与劳动者都有充分的获得感。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建议,可通过向有新增投资、新增员工的企业发放“就业券”的方式来促进就业,同时也可以借此拉动投资、激活消费。“如果国家拿出500亿元,每张‘就业券’补贴1万元,就能够保证新增500万就业岗位。”
补齐“新就业形态”短板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整体就业形势带来了压力,也让一大批“新就业形态”脱颖而出。
“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电商……新业态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小玫认为,对于这些“新就业形态”需要顺势而为,新业态从业者在劳动者权益保护、工资支付、社会保险和就业服务等方面有不同特点和要求,需要一个遮风避雨的“屋檐”,也需要撑起“屋檐”的力量,“后疫情经济之下,虽新型灵活就业已趋主流,但由于新业态下用工关系比较特殊,导致法定灵活就业并不灵活,灵活就业制度建设滞后。”
“要进一步聚焦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加快灵活就业立法进程,为这一新的就业形态提供法制保障,免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她建议,针对新型灵活就业关系制订相应法律法规,定义新的灵活就业范围,进一步完善灵活就业保障,尤其是完善灵活就业者的职业社会保险制度,同时进一步完善灵活就业的失业保障,尽快设计适合这一群体的失业保险模式,完善灵活就业保障与城镇职工保险的衔接,从而打通制度障碍,进一步提升就业灵活度、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就业的‘形势’发生了改变,就业的‘形式’也可以相应转变。”目前我国包括零工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数以亿计,在丁金宏委员看来,要缓解就业压力,不仅需要政策支持、企业努力,也需要劳动者个人转变观念、主动应变,多方努力共度时艰。
“一个人能不能称为人才,最终要看他对社会的贡献。越是对国家和社会贡献大的岗位,越是有价值的岗位,越是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岗位,越是我们最能发挥作用的岗位。”在回应一些大学生的焦虑情绪时,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这样说道。
杨振斌委员
今年高校毕业生达874万人,他们的就业问题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促进市场化社会化就业,高校和属地政府都要提供不断线的就业服务。
杨振斌坦承,由于疫情原因,就业工作压力确实非常大,“最后一公里”比较难走。他也介绍,目前大学生参军入伍、公务员招录、研究生招生、“三支一扶”项目等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扩招,教育部还组织了48所高校对口支援湖北省高校的就业工作,“这些都提振了我们的信心。”同时他也呼吁用人单位“逆周期而行”提前进行人才筹备,有针对性投放一些计划,为企业今后发展打下基础。
疫情影响下,不少企业生产经营一度按下“暂停键”,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则迎来了宝贵的“窗口期”,成为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扩大就业规模的一个重要抓手。张喆人委员建议,接下来应进一步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使劳动者有多方面技能、拓宽就业面,提高应对就业市场风险的能力。“政府要加大培训力度,同时企业也要支持员工参与各类培训。这种培训可以灵活、多形式、多渠道开展,比如在线培训,这样员工可以白天工作、晚上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培训,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提高自身就业竞争力。”
正如杨振斌委员所说,“疫情终将过去,山花终将烂漫”。代表委员们认为,随着我国疫情得到较快抑制,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就业存量也在逐步激活,经济潜能也还有很大释放空间,加上及时出台一系列宏观经济和稳就业政策,全年的就业形势仍有望实现稳定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