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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点

“办大事”与“办小事”

人民数字联播网·2020/03/11

一件小事,上海又让全国暖了一下。
媒体报道,上海市民政局要求全市各区、各街镇将特殊困境儿童,也就是那些处于无人监护、无人照料状态的儿童纳入社区重点关怀对象范围,启动“日报”制度,实行“一人一档”管理,设立专职“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24小时开通“特殊儿童安全保护服务热线”,第一时间开展帮扶。
上海没有让规定停留在纸面上,在实际操作当中也走到了前面。浦东新区一名孩子的监护人身在湖北无法返沪,孩子又没有可委托的照料人。街道和居委会于是采取应急措施,社区委派的“儿童主任”成了孩子在上海的实际照料人,不但为其解决一日三餐,还为他提供防护用品。
儿童,是社会良心最柔软最脆弱的一面。儿童权益保障出了问题,整个社会不但感到疼痛,更应反思社会肌体是否出现病灶。疫情当前,特殊时刻,确实有不少孩子由于父母等监护人因工作、患病、接受隔离或其他种种原因不在身边,而处于实质上无人监护、无人照料的状态。把这样的孩子置于家中,居家留守,不能上学,实际上就是阻断了孩子跟社会沟通联络的通道。此时,需要社区工作人员和社会各方面多一些关注、多一些温暖、多一些救助。上海建立儿童档案、设立服务热线和“儿童主任”,都是这方面实实在在的举措。
我们由此想到,疫情当中曾多次发生类似惨剧:男童和死去多日的爷爷独自留守在家中;父亲被隔离,脑瘫病儿因无人看管死在家里……一幕幕惨剧冲击着公众的情感底线,人们更会有这样的疑问:如果社区人员和有关方面能对特殊家庭进行建档管理,坚持日日询查、走访探视、不留死角,对其生活多加照料,或者想方设法进行救助安置,悲剧还会发生吗?处在困境当中的孩子们,需要家庭的监护和抚养,更需要社会的关爱和呵护。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这部法律,更是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四部分详细列明社会各方的责任。四方面,缺一不可。可见,保护最弱势群体,不单是道德上“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法律上“必须做”和实际中“怎么做”的问题。
在“怎么做”方面,上海又一次给全国做出了表率。
一个城市治理水平的高下,既要看长板更要看短板。长板往往在于那些看得见的基础设施、自然环境,感受得到的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短板则常常在于人,尤其是那些全社会最弱势最需要帮扶和救助的人,那些城市角落里绻缩着的衣食无着者、困难家庭中无人照料的未成年人、社区或养老院中孤寂守望的孤寡老人们,他们能否活得舒心、过得开心,不但事关一个城市的治理,更关乎这个城市的人味儿。
于寻常处见功力,于细微处见真章。上海对特殊困境儿童的救助举措貌似寻常,却从细微处映射出这座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新路子——既注重科学管理,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水平和能效;又注重人文关怀,充分发挥民生托底作用,织牢织密民生保障这张网。对城市最弱势的人群不视而不见、不弃如草芥,对社会民生的疑难杂症不留死角、不敷衍塞责;一切以人为本、从人出发,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维护人的基本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些都为城市的综合治理和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深厚根基。正因为有了“集中力量办小事”的治理观念,有了人本意识的涓涓细流,方能滋养出一座城市的速度、高度和温度。
我们的制度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战疫当中,这一优势体现得非常明显,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但疫情当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说明某些地方在“办小事”的能力和社会精细化管理方面仍存在疏漏,治理的颗粒度过大、网眼过多,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仍存在差距。上海救助最弱势群体、不放过民生环节任何一个细节的做法,可以说是将“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办小事”的治理能力进行了充分结合,既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有聚精会神办小事的细致,既从“大事”着眼,又从“小事”着手,不允许有一块短板、不允许有一个人掉队,双管齐下、攻坚克难。这一经验值得点赞,更值得向全国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