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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诞生“一波三折”

人民日报数字传播·2020/05/25

近几日,民法典(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消息引发民众热议,人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阿中哥威武!我国终于有自己的民法典了!”作为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下面给各位划重点:
编纂民法典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也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编订纂修,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
“六十六年磨一法”,从1954年至今,历经三次立法活动,才终于在第四次完成民法典草案。民法典的编纂史,可以说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次伟大跨越。
“前三次之所以失败,就是缺失这样那样的关键条件,反过来说,中国只有发展到了当下这个时代,才具备了民法典颁布的所有必需条件。”三次参与民法典立法活动、现年98岁的民法学家金平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然而从实践发展来看,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现今,民法典的编纂带来了积极的影响,透过我国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将法治的精神传导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更是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回应了人民的法治需求。
事实上,民法典的编纂是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从而确立新的制度,进行新的规定,并不是简单地对现有法律进行搜罗整合。如前文提到的人格权,又比如网上各类民众关注的“套路贷”、“高空抛物”、“未成年人给游戏充值”等等问题,都是现今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关乎到民众生活的热门话题。
此外,因为这次疫情,民法典草案提请审议前也进行了3处变化,明确了在社会突发灾难时的部分法律规定。可以明确,民法典是与时俱进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来看,民法典本身会依据社会现实的不断发展而进行修改、完善,这也是依法治国不断实践的过程。
民法典之所以引发民众关注,除了本身与民众生活、工作相关的各项话题被列入草案,还因为民法典的颁布,是“人治”到“法治”的一个重要体现。
有人说,民法典是“百姓权利法典”,其实,民法典不仅赋予了公民的权利,也明确了公民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不可分裂开的,这样才能有效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这就让人想到全国人大会议将审议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
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提到了保障国家安全,才能维护香港市民的基本利益和自由。这个“自由”就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法律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享受权利带来的便捷,就要有承担义务的责任。
一部法律的制定和颁布,是具有时代需求和时代意义的,带来的影响是深远且深刻的。制定了《法国民法典》(又名《拿破仑法典》)的拿破仑曾经说过:“我的光荣并不在于赢得了40场战役,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遗忘的,它将永世长存,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附:民法典编纂历程
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力量起草民法典。此后,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立法活动被终止。
1962年,民法典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议程,并于1964年完成了草案(试拟稿)。后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
197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组织民法典起草工作,至1982年形成民法草案第四稿,后民法典工作暂停,由“批发”转“零售”,先制定单行法,待时机成熟之后再制定民法典。
1986年4月通过的民法通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颁行的民事基本法律,被誉为“中国的权利宣言”“小民法典”。属于第三次民法典起草工作的主要成果,虽然当时草案并未正式通过成为法律,但民法通则都是以该草案为基础。
2002年1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民法草案。之后,由于物权法尚未制定,加之对民法草案认识分歧较大等原因,民法草案最终被搁置下来。
2014年11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
2016年6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了民法总则草案,标志着民法典编纂工作进入立法程序。
2020年5月,民法典(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