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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情绪裹挟的伪正义

人民日报数字传播·2020/12/11

当“社会性死亡”登上热搜...
日前,网传清华美术学院一女生(网称“学姐”)发帖表示,一个男同学(网称“学弟”)在食堂里对其“性骚扰”,摸其臀部。在真相尚未水落石出的情况下,她曝光了该学弟的信息,扬言要让他在朋友圈“社死”(社会性死亡),让这个原本比较小众的词再次挂上热搜。
次日事件反转,监控证明学弟清白,可他已经陷入舆论社交领域“社会性死亡”的伤害。
作为网络上的流行热词,“社会性死亡”并非像其他一些热词那样诞生于网友们偶然间的戏谑或天才迸发,它拥有确切的出处。
美国作家托马斯·林奇在《殡葬人手记》中对这个词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在作者看来,人的死亡分为三个阶段:
听诊器和脑电波仪器测量出的,叫做“肌体死亡”;神经末梢和体内分子活动的停止,叫做“代谢死亡”;而亲友和邻居所共同知晓的死亡,叫做“社会性死亡”。只有当一个人经历了“社会性死亡”,他才是真正历经了死亡的全过程。
在人的一般认识中,前两个阶段已经是死亡的全部,而第三个阶段的出现,无疑将人的最终死亡向后延长了更多时间。
早期“社会性死亡”概念的提出,为人们重新审视死亡这样一个冷冰冰的事件提供了新的角度。
不过,信息的传播往往会造成信息的演变和分化,其本质上是一个对信息再加工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信息的部分流失、瓦解和重塑。
今时的社会性死亡,和彼时已经大相径庭。
在当下的网络语境下,“社会性死亡”已逐渐从最初的网友自嘲流行语,慢慢演变为个体遭遇网络暴力后,陷入社交往来被阻断、社会声誉被倾轧困境的一种代名词。
最常见的后果是,当事人正常生活遭受极大震荡,承受“巨大的身心伤害”。
“社会性死亡”背后有一把锋利的刀
在“清华学姐”事件中,一条朋友圈、一段监控视频,让“清华学姐”从假设的性骚扰“受害者”变成了真实的网络暴力受害者,从想让别人“社会性死亡”到自己面临“社会性死亡”,反转就在一夜之间,既让人感慨舆论生态之复杂,也让人为此不寒而栗。
这不是第一起发酵为公共事件的网络围观。不管是轻易相信了“梁颖被性侵”,还是被“老师体罚学生致吐血”的谣言蒙蔽,舆论轻易地就被“操控”了,是公众没有辨别能力吗?
当然不是。
“我们人类的本质就是常常受外界各种思想、情感和习惯所影响。”这句《乌合之众》中的经典话语,如今仍振聋发聩。按照勒庞的观点,群体总是无意识的,这种无意识支配着我们的行动。在群体中,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就消失了。如果有人在群体中说希望某个人死,再添油加醋编些细节,这个人就难以生存。互联网的发展,给了这种“无意识”无限放大的可能。
让罗某“社会性死亡”的梁颖,在事件反转之后,本人和家人遭受了网络暴力;污蔑老师体罚孩子致吐血的家长,在事件澄清之后也受到了网友谩骂;“清华学姐”在道歉之后,受到网友关于身材、长相和分数的抨击……类似事件层出不穷。
可见,“社会性死亡”事件背后的推手就是赤裸裸的网络暴力。网络暴力之所以属于暴力,是因为它是一把双刃剑,对人的伤害是无差别的。最初的受害者首当其冲,曾经的施暴者也同样难以幸免,他们身边的亲友也会被“连坐”“示众”。舆论批评的泛化,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放大舆论的负面效应,进而撕裂社会。
舆论监督不等于舆论审判
警惕情绪裹挟的伪正义
网民敢于爆料、勇于发声,一方面体现了公众维权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互联网给了更多人表达诉求的可能。但是,频繁出现的爆料翻车和网络暴力一再提醒我们,舆论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9月份,罗某发布了警方对“梁颖指控强奸案”不予立案的通知书,表示后续对梁颖的民事名誉侵权诉讼还在正常进行;广受关注的伪造血衣诬陷老师体罚的广州妈妈被判刑..…
从舆论监督到舆论审判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在各类引发广泛舆论关注的网络围观事件中,我们能够看到,以泄私愤为目的,发布不实信息,让他人陷于“社会性死亡”的处境,本质上是以追求正义为幌子,裹挟社会情绪,侵犯他人人格权的行为。维权一旦模糊了道德的边界,越过法律的红线,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也必将遭到应有的惩罚。
自由从来都不是没有边界,网络空间亦然。在一起起“社会性死亡”事件中,对爆料者来说,可以借助舆论的力量表达合理诉求,但不能煽动舆论,以事实为依据,不夸大其词、不泄露隐私应是底线;对围观者来说,在进行道德评判之前,理性围观、谨慎发声尤为重要,不泄愤带节奏、不站队传谣言是前提。
谣言止于智者
更要止于法律
新媒体时代,新兴传播渠道无疑扩大了大众对外公诸其诉求的机会。新型媒介的发展方兴未艾,我国对其采取的监管措施,相对包容宽松。然而,有些网民不能误认为 “动动手指”、“敲敲键盘”,便可以随意践踏他人的正当权利。
谣言止于智者,更要止于法律。
即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这将为制止“社会性死亡”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
面对他人恶意制造的“社会性死亡”,个人要学会依法维权。诸多“社会性死亡”事件中,利益受损者往往缺乏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其次,“社会性死亡”之所以颇具“威力”,和助推事件发酵的传播主体缺乏责任有关。无论自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具有“赋予人和事物知名度”的作用,故而要肩负起必要的把关职能。
理性的围观和发声,是对社会不公的矫正。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那些不关心事实真相如何,罔顾道德与法律的边界,急于把个人观点、道德审判、情绪宣泄当作正义之声的噪音。至于网络空间会不会因为这些言论变成“黑暗森林”,当事者会不会成为受害者,其他人会不会被“株连”,几乎完全被忽略了。
没有人希望目睹更多冰冷彻骨的“社会性死亡”,因此,构建一个理性对话的互联网舆论氛围,极其重要,极其紧迫。
(参考:人民网、中国青年报)
编辑:李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