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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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个花馍就算过年

中国文化报·2020/01/16

快到年根了,单位工会给每个职工发了一箱山东戗面馒头。馒头不是普通馒头,是老鼠形状的,以此象征鼠年就要到了。我国很多地区都会做花馍,以山东、陕西做的最好。有一年,山东的一朋友给我送来一箱花馍,那馒头、花卷、荷叶饼能有五六种,特别是那馒头又白又大,中间还按着一个大红点,看着喜兴,年味儿十足。
在北方,过年都有蒸馒头、做豆腐的传统。现在一切都专业化了,很多人家就不再亲自手工做了。人们更多的是拿出时间去上网、玩手机、刷微信,即使是过去的看春晚、唱KTV也很难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小时候,人们过除夕大都守夜,现在守夜的人也有,多是年轻人,他们守夜的方式基本是打麻将、斗地主。
在北京郊区,过节的年俗不那么讲究。人们忙碌的是买上大小礼品互相拜年。在贫穷的年代,人们对年是相当的渴望的。似乎只有这年到了,这一年的希望才有盼头。在农村,各村之间的年终分红是最有意思的,也是最刺激的。十里八村的人们见了,通常会简单地问,你们村今年合多少啊?这里所说的合多少,是指一个工分等于多少钱。如果一个人说五毛七,另一个说九毛二,那说少的就会感到无地自容。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在京郊的一个乡政府工作。每到年关,都会接待上访的社员,有时三五个,也有时一二百人,这些社员到了乡政府也不外道,抄起我们桌子上的茶杯就咕咚咕咚先喝一杯水,然后就坐在那里跟我们骂他们村里的领导怎么无能怎么分配不公,绕来绕去,核心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工分低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的做法是,首先让他们说痛快,然后跟他们交换意见,最后再把情况反馈到村里,尽可能化解矛盾。而有时候则不然,遇到极端情况,如出现干部社员打架、集体上访,甚至出现抗议、静坐的事,我们就要把村干部叫到乡政府,进行对话沟通,对关键问题,必须表明立场,是干部的问题,就要当场批评;是社员的无理取闹,也要针锋相对,毫不让步。不管怎样,最终都要和平解决。正所谓:谁也不要把恩怨留给新年。
比起社员为工分上访,更让人头疼的事还有。第一个,是乡党委要开会讨论各村各乡镇企业的考核分配问题。这里要涉及粮食产量、上交公粮、生产安全、计划生育、企业总收入、生产利润等等,会议常常要开几天,有时要通宵达旦。我们党委书记五十多岁,喜欢抽烟斗,喝酽茶,他最大的特点是能熬夜。有许多难解的问题,他一般当时不表态,等到了下半夜,当人们都疲惫不堪的时候,他才亮出来让大家表态,这时的人们巴不得赶紧散会,本来很多还需要讨论争议的问题,就随着书记的态度默认了。第二个,是机关工作人员的奖金问题。在八十年代,奖金是很多人翘首以盼的,由于大家平常工资不高,年龄大的八九十块,年轻的也就四五十块,到年底如果能发个一两千元奖金,那这个年可就是肥年了。我们那时的乡政府归属农场管,财政不独立,经济来源只能靠乡镇企业上缴管理费。乡镇企业当时有十几家,经济效益好的也就两三家。这些企业负责人很霸道,钱多的不买乡政府的账,钱少的耍赖不交钱,弄得几个乡领导非常头疼。往往到了春节前几天,党委书记亲自出马,以检查生产为名,到各企业溜了一圈,才勉强要上一些钱。有几次,我和党委书记在同一个企业遇到,那个企业的领导苦笑着对我说:老爷子又来化缘来了。
在计划经济时代,挣工分、评工分、闹工分,包括企业的涨工资、评奖金,是各基层单位屡见不鲜的问题。即使在年底分发各种福利,也是笑话百出。我在农场工作时,一年春节,正赶上我妈他们单位和另一个单位同时发福利。我妈他们单位经济效益好,单位发皮大衣羊卷绒帽子,还有成箱的带鱼、苹果,而另一个单位效益不好,每个职工只发两条不大的鲤鱼。这两个单位门对门,平常职工上班经常一起来,见面彼此也热烈地打招呼。但分发福利这天,我妈他们对门单位的职工下班时间到了,竟没有敢出门的——他们怕看到我妈他们单位的富豪表情!即使有个别偷着跑出来的,也是把自行车骑得飞快,生怕别人给叫住。我当时就想,真是人穷志短啊!
那个年代过节没有发馒头、花卷的。人们习惯到食堂购买,没有食堂的就家里自己蒸。看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孙少安家只有到了年才能吃一次白馍。而在电影《人生》中,高加林舍不得自家吃白馍,而是把蒸好的白馍拿到城里去卖。这就是那个平凡而又贫穷的时代!
今天,当我们面对各种花馍,人们除了欣赏它的好看,谁还在意那面粉的味道呢?因为再好吃的白馍,人们也只是掰一块尝一尝。不管怎样,白馍对于我,还是有着许多的憧憬与回味,在这个似乎什么都有什么又都没有的时代,吃个花馍真的是一种过年享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