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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举办第二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

人民日报数字传播·2020/09/28

政府行为对经济运行影响深远,为进一步深刻理解政府和市场间关系,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激励问题,9月26日,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AGE),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向波涛,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清华大学ACCEPT研究院院长,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联席主席李稻葵,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2007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亚当斯讲席教授、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联席主席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等出席大会,对如何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进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研究,深耕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激励、行为和作用进行探讨与交流。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向波涛表示,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着力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当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面临许多新的重大课题,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对称,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新时代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为清华大学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清华大学ACCEPT研究院院长、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联席主席李稻葵在致辞中表示,经济学的工作跟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结合。在回顾经济学发展历史时,他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学者刚下乡回来,有的还没有大学毕业,大家一边积极参与改革实践,一边写经济学的论文,提出了一系列理论,那是经济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第二阶段在90年代,一大批经济学学者出国留学,系统学习引进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包括产权理论、公司治理理论、资产定价理论,这批学者很多活跃在高等院校的经济学院系,是改革开放第二股经济学的热潮;第三阶段的经济学研究和创新浪潮正在发生,李稻葵认为,经济学的研究者应讲清中国实践,提炼成为经济学新知,清华大学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主旨发言环节,外方嘉宾围绕“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发表了观点。埃里克·马斯金从机制设计的视角剖析了新冠疫情下美国检测试剂盒不足的成因并提出对策。他认为,政府应该在危机中灵活运用机制设计的思想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天然缺陷,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福利。此外,他认为经济学的深刻洞见只有影响政策并付诸到实践中去才具有真正价值,因此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有效沟通至关重要。
扬·什韦纳尔回顾了此次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世界经济的衰退并重点对比了欧美各国政府为应对疫情出台的政策措施。他认为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的恢复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且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短期政策侧重不同,其长期经济表现将会出现较大分化。他还指出许多国家并没有做好准备以高效应对疫情大流行,各国政府应吸取经验教训,在未来提升医疗系统,做好流行病学方面的准备。
埃里克·伯格洛夫从经济转型与发展的角度阐释了提升国家能力的重要性。他提出,经济结构和体制机制的转型与完善应搭配进行,国家能力的提升及其与私营部门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推动增长、催生创新,带来持久繁荣。他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例,说明了公共部门在促进融资、分散风险、加强监管、提高全民福利等方面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此外,他还表示私有化并不是经济转型与发展的万能解药,私营部门固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共部门的积极参与、体制机制的建立完善、宏观大环境的营造也同样重要。
中方嘉宾方面,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认为,当今世界正面临着新冠疫情走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变化、金融市场稳定性、数字经济发展、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地缘政治六大不确定性的严重挑战。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朱光耀表示,数字经济的发展确实有助于我们有效地应对这场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同时它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他认为,中国拥有数字经济比较优势,需要关注的是数字经济宏观政策框架的建立,这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是长远的,是决定性的。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教授认为,政府和市场永远是市场运行的两大核心主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释放市场主体活力的过程。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看到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发挥到一定程度是有情可原的,因为行政力量有时候虽然简单,但对突发事件行之有效。但疫情过后,需要靠看不见的手来恢复市场秩序。他认为,当前,应注意划清政府、企业和市场的权责界限,着力培育有助于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外部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认为,中国的土地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发动机的角色。纯市场经济体制下,土地分配取决于发展需求,但中国同时通过土地分配来创造增长:为了沿海地区发展,把土地指标分配在沿海;为了开发中西部,又把指标分配给相应地区。在刘守英看来,和发达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将40%的土地都辟作工业用途,这保证了国家的制造业优势。但2008年以来,由于土地需求的下降,土地城市化的成本在大幅上升,因此中国需尤其重视未来的高质量经济发展。
在论文研讨环节,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重庆大学、德国埃尔福特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机构、院校的知名学者就政府的经济激励、政府对经济的影响等议题交换了彼此的观点,并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交流。
编辑:林芽